戴笠通过宋子文，向宋美龄大献殷勤，使宋美龄也对戴刮目相看。1942年11月宋美龄以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访美前，曾主动向戴笠要求选派一位将级特务当自己的侍卫长。
    戴笠除了与老朋友、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统辖6个集团军45万人马的“西北王”胡宗南内外呼应，抱成一团外，还积极同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手下有5个集团军40万人马，被人称为“中原王”的汤恩伯拉关系，以图“三壬结盟’，。汤恩伯是浙江武义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步科，由国民革命军第19军长陈仪推荐给蒋介石，从而成为蒋的亲信将领。汤恩伯与陈仪有师生之谊。陈仪是国民党元老，曾当过浙军第一师师长。他很欣赏汤恩伯，对汤曾多方掖奖提拔。1937年抗战爆发后，汤恩伯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七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兼第13军长，奔赴华北作战。他向恩师陈仪辞别时，陈仪将自己心爱的一部别克40型自备轿车送给他指挥作战乘用，让汤恩伯十分感动。汤恩伯发迹后，曾高价选购了一部美国最新式的别克、高级轿车，披红挂彩赠送给恩师——陈仪很喜欢这部别克车，一直带在身边。逢有人称赞该车时，便自豪地告诉别人，此车乃学生汤恩伯所送。汤恩伯认识蒋介石时间较晚，资历也不深，但仗着他是浙江人，又与蒋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先后同学关系，成为蒋介石的红人，升迁极快，让黄浦嫡系出身的宠儿胡宗南也觉得嫉妒。1946年汤恩伯晋陆军中将加上将军衔，由第三方面军司令升任第一绥靖区司令官兼京沪卫戍总司令部司令。1948年又当上了陆军副总司令。陈仪1947年由中将加上将衔晋二级上将，由台湾警备总司令位置上退下来回老家当了几年福建省主席，1948年6月接替沈鸿烈任浙江省主席。陈仪虽是福建人，但他早年在沈军长期任职，与浙江渊源很深。
    他到杭州后，便住进临西湖的石涵路l号公馆。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已摇摇欲坠，人心思变。一向与蒋介石矛盾极深的陈仪在身边亲友的撺缀下，开始与中共地下党频繁接触。陈仪自思手中没有一兵一卒，难以成事，便想到了时任陆军副总司令兼京沪卫戍司令、手中握有重兵的得意门生汤恩伯。于是陈仪便把汤思伯叫到杭州进行密商。汤当时并无异议，表示愿以恩师的意志为意志。陈仪大喜过望，将汤恩伯拉上汤赠送的别克60型车, 直趋楼外楼菜馆，师生俩竞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一早，汤思伯向恩师辞行，表示回上海作好准备，听候老师的命令。陈仪见汤肯为自己而甘愿抛弃得来不易的荣华富贵和高官厚禄，不禁感动得老泪纵横。汤恩伯也眼含泪光，与恩师紧紧握手，信誓旦旦后上了他的别克公路大师，回上海去了。正当陈仪得意洋洋向中共地下党炫耀说，自己的学生汤恩伯已答应率领二十几万国民党军响应他的“杭州起义”时，汤恩伯却直飞奉化，向将介石告发了恩师。在49年2月的一个寒风凛冽的深夜，浙江省主席、堂堂陆军二级上将陈仪被一群特务从被窝里揪起来，扔上一辆冰冷的囚车，未经公审便秘密枪毙了!
    汤恩伯自得到了恩师陈仪赠送的第一部别克车后，便一直对别克车钟情有加。不管官职如何升迁，汤恩伯始终只乘坐别克轿车，算得上是一个别克车的铁杆迷了。汤恩伯的野心很大，常以曹操自许，生活上很讲排场。汤恩伯出任京沪卫戍司令的要职后，在上海浦石路上有极其奢华的公馆。汤恩伯的车队全由别克车组成，一般出行便有十几部之多，是40年代末上海街头的一道奇特风景。汤恩伯很喜欢鲜艳的颜色，因此他的别克车也是五额六色，都是通过通用公司在上海的办事处，直接向美国的别克生产厂定制的。别克的公路大师出来后，汤恩伯就为自己定购了好几部。他偏好其中金黄色的一部公路大师。1949年5月，汤恩伯乘军舰逃离上海时，没忘记命人将他最心爱的黄色别克公路大师装上军舰一起带走。但汤恩伯庞大的别克车队中有不少别克车还是遗留在了上海。上海解放后，随第二野战军进入上海的解放军高级干部中有一位叫曹祥仁的，就弄到了一部黑色的49年款的别克公路大师。曹祥仁后来被任命为驻匈牙利大使。在赴任时，他舍不得这部别克车，竞带着它到布达佩斯上任。数年后他又被调回国内，到浙江省任省委副书记。曹仍撇不下这部心爱的公路大师，不借代价托运回国带到杭州。有关部门为他分配了一辆崭新的苏制伏尔加牌小轿车，可他不要，仍然以那辆别克作为自己的座车。曹生性儒雅，情趣欧化。他是第一个让人在副书记小楼院子里修建室内玻璃顶游泳他的副省级干部。星期天的上午，他喜欢躺在藤椅上，看年轻漂亮的妻于穿着游泳衣在他身边弹奏钢琴。风和日丽的时候，他还喜欢亲自驾着别克车，带着老婆沿西湖边兜风。他的这些
   “西化”的生活习好，在“文革”前就曾多遭非议，也引起了当时在省级机关事务管理局当司机的一个名叫翁森鹤的人的妒意。“文革”中，翁成为造反派头头，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查抄了曹的家，将曹的夫人脖子上挂满破鞋游行揪斗，并把曹心爱的别克车据为已有。
    翁后来成为浙江造反派的大头目，曾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和民兵指挥部总指挥等要职。他使用这辆49年款的别克牌公路大师高级轿车直到75年被捕入狱。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在上海发生了一桩震惊全国的绑架案，该案也使名噪一时的别克车臭名昭著 。这便是轰动一时的上海棉纱大王荣德生的被绑票案。荣氏财团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财团之一，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嵊县土匪黄阿宝与时任京沪卫戍司令部无锡指挥所科员的军统特务，侄儿黄锦堂勾结，密谋绑架荣德生获取巨额赎金。由于当时上海的巨头们，如京沪卫戍司令汤思伯、市长吴国帧、警备司令李及兰都是别克车迷，尤其是李及兰，更是对别克车情有独钟。在他任淞沪警备司令时，司令部的所有公车全部采用别克车。由于挂有黑色警用车牌的别克车太多，所以在当时的上海，别克车几乎成为军警人员的显著标志。绑匪要绑架荣德生，首先就要设法弄到一部挂有黑牌的别克轿车才能实施绑架行动。于是黄锦堂便通过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官处长王公遐借到了一部崭新的别克60型黑色轿车。4月25日上午9时，荣德生与他的儿子和女婿还有保镖上了凯迪莱克牌防弹高级轿车，缓缓驶出高恩路荣宅大门，还未开到弄口，便被一辆挂有“警15044”黑牌别克轿车挡住去路。绑匪手持美制柯尔特自动手枪，挥舞着警备司令部的红色逮捕证，假称警备司令部司令有请，将荣德生架上别克车，扬长而去。之后荣家费尽周折，向绑匪交付了100万美金，才将荣老爷子赎了回来。
    原国家主席荣毅仁也是荣氏家族的成员。上海解放时，因为荣毅仁没有随家族迁往香港，受到人民政府的特殊优待。荣家在50年代仍过着普通劳动人民难以想像的豪华生活。荣家保留着巨大的英国式私人花园住宅，家里有多个佣人和中西莱厨师。荣毅仁出入乘坐的是别克或凯迪莱克牌高级轿车。荣的儿子荣智健在高中毕业时，荣毅仁送给他的成年礼物是一部专门从香港买来的红色皮座的英国生产的歌手(SINGER)牌开篷跑车。荣智健就是开着这辆敞篷红色跑车去上大学的。
    80年代荣智健去香港打天下，赚了4亿多港币。90年代他担任中信香港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将香港中信的总资产从2．5亿增加到250亿港币。荣智健喜欢高级轿车，特别喜欢开快车。有次他驾驶日产NSX超级跑车超速，被告上法庭。他平时乘坐的是日产公司专供日本皇室乘坐的总统(PRESIDENT)元首车，全香港仅40部。他斥资数百万英镑，买下英国前首相麦克米伦占地700多亩的乡间别墅“桦木林”作为私宅，这里曾招待过戴高乐和肯尼迪等世界名人。他喜好赌马，常常一次投注百万港币以上。
    1949年3月，正在北平巡视的戴笠接到蒋介石亲自发给他的电报，要他返回重庆商议化整为零，撤销军统局，以减少中共和民主党派攻击特务机关的口实。深感委屈和激愤的戴笠在无奈中登上航空委员会专门拨给他的美制C—47型222号军用运输机，直飞南京，在下午一时十三分，撞毁于南京郊县江宁县板桥镇的戴山上。而此时，胡蝶正在上海焦急地等侯着戴笠到沪来帮她办理与丈夫潘有声的离婚手续。
    后来查明，戴签的飞机失事是因为军统局少将特务、时任北平办事处主任的马汉三指使亲信刘玉珠秘密在戴笠座机内放置了定时炸弹。据说是马汉三因为私吞了孙殿英赠送给戴签的龙泉宝剑被戴知晓，恐遭戴惩治而狗急跳墙，痛下杀手的。几十年过去了。隐居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已经81岁的胡蝶，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看见为她整理回忆录的刘慧琴开着一辆崭新的1989年款的别克世纪停在花园门口时，她竞破天荒地请求刘慧琴开车带她去兜兜风。当刘慧琴驾着别克车在温哥华宁静的林荫道上缓缓行驶时，她突然发现老人的眼角竞渗出了一滴晶莹的泪花……(全文完)